致知100人对话何帆：国产汽车品牌变成国际品牌的时代已经到来

本期对话嘉宾 ｜ 何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编辑 ｜ 郑青春

主编 ｜ 王德民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66期

从1949年到2049年，中国将走完一个百年。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我们都站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一系列大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

哪些趋势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作为个人和企业又应该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世界？近日，搜狐财经《致知100人》对话了经济学家何帆。

何帆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拥有20多年政策研究和市场咨询经验，游历50多个国家，每年阅读图书300余本。

面对这剧烈变化的时代，作为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何帆有一个雄心勃勃的大计划，他决定每年写一本书，一共30本，记录中国从2019年到2049年之间发生的变化。他将这一系列的书命名为“变量”，通过大量走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为中国每一年的变化撰写一部“未来史”。

何帆是一个把双脚插入大地的学者。早先他从事政策研究，给政府部门做内参，到各地调研是家常便饭。猪肉涨价时，他去看农民养猪；去产能时他去煤钢企业考察；温州企业出口遇阻时，他置身企业家中间。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他认为，唯有躬行践履才能揭示问题的真相。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变量涌现，如何从众多的变量中找出核心变量，并且凝练成当年的核心词，很考验学者的慧眼。何帆认为，研究中国经济更像观察一棵树如何生长。“它天天在那里好像没有变化，但就在哪个地方碧绿的树叶突然变枯黄了，又在哪个地方忽然长出了新芽。”他指出，当你观察到这些变化的“小趋势”时，可以倒推中国经济的情况——是否还健康。他把这个方法论叫做“在慢变量中去寻找小趋势”。

针对2022年的形势，何帆对个人和企业给出的建议是“卧倒”，他表示，卧倒不是躺平，而是匍匐前进。“所谓的卧倒，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带来很多风险和挑战的时候，找一个弹坑先卧倒，去观察整个战场上的形势。有机会的时候就匍匐前进，等着发起总攻的那一天，冲锋号令响起来，做好准备第一个冲出去。”何帆表示，企业在今年的形势下，宜静不宜动，要等到所有尘埃落定，看清楚形势再去发力。

面对不确定的环境，企业如何坚持长期主义？何帆表示，要坚持长期主义，就得记住一个字，熬。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作为企业不是在每一次比赛都要跑赢对方，重要的是总赢率。长跑型的企业，它其实不太在乎每一年业绩都要特别好，但是它会掌握自己的配速，不断去调整，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跑。这样的企业特别容易穿越经济周期的迷雾。“很多企业很可能有一天回过头来会感谢2022年，会意识到之所以自己没有被打垮，之所以自己有那么强的韧性，抗风险的能力那么强大，竞争力那么强大，它是被逼出来的。没有2022年这些挑战，你很难会被逼成一个伟大的企业。”何帆说。

对于汽车行业，何帆认为，汽车正在出现巨大转型，我们现在已经站在转型的门口了。汽车很可能会是未来新技术革命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将带来交通方式、通讯方式以及能源领域的重大变化。“在所有的工业品里头，汽车是属于最复杂的，上游和下游最多。一旦这个行业出现技术性的突破，它前向，后向的联动效应会非常强大。”何帆说。

展望未来，何帆表示，汽车在未来中国出口品种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不仅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在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中国汽车的品牌。我们的国产汽车品牌要想打到国际市场上，尤其要占领欧美的市场，它走的路会更长，但是它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中国成本优势大，技术积累越来越多，技术赶超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过去大家说中国的车不好看，但是中国很快就会发生一场颜值革命。

“我们大概率可以判断，中国汽车出口和中国国产品牌变成一个国际品牌的时代已经开始到来了。”何帆说。

以下为对话精编：

致知100人：经济学对普通人最大的帮助是什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使命是什么？

何帆：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经济系统。每个人都要去找工作，要去领工资，挣了钱之后多少拿来消费？多少拿来投资？房价怎么走？作为一个企业会关心产品的创新，如何打开销路，作为国家会关心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学研究的。

每个经济学的学生在一开始的时候，都雄心勃勃，都想着要经邦济世。但当你的经济学学得越多之后，你会变得越来越谦逊。尤其最近这20年，全球经济变化非常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反思，原来的经济学里可能有一些不完全对。经济学家不是要去改造世界，而是在现实经济生活里更好地去学习，重新推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这是现在一代经济学家的使命。

致知100人：您写了十余部著作，您具体是怎么提炼思想，怎么系统化地学习？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

何帆：未来人类的生命周期会越来越长，很多人可能都能活到100多岁。那你上大学到22岁，后面至少有差不多40多年的职业生涯，你不可能用大学四年学的东西应付未来40年。所以，未来一定是终身学习者的时代。

作为一个终身学习者，要学会读书。我把原来的读书方法叫“我注六经”，是给别的书写注脚。那我希望有更主动的学习方法，就是“六经注我”。有字的书，我们要去看学者、看前人写的书。还有无字的书，我们要去跟别人交流沟通。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到的东西，和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一样重要。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会做一个终身学习者非常重要。

我从2018年开始做田野调查，每年会去跑很多地方，去很多工厂和农村看，跟企业家、年轻人创业者、甚至跟更年轻的学生聊天。通过这些聊天去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我每年会根据实地调研拿到的案例，看到的故事和我的一些感受，写一本书。这套书都有一个共同的题目，叫《变量》，但每年副标题会不一样。我给自己定的这个期限，就是一年写一本，写30年，正好从2019年写到2049年。2049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作为一个普通人生逢盛世，我想做一点自己的小小工作，把这个工作作为未来向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献礼。

致知100人：您既从事经济研究，也在进行教学授课，还同时写作《变量》这类大众读物，每天要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来兼顾这些不同的工作？

何帆：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工作量非常大。我现在开始在写《变量5》，第5本了。我突然觉得这个工作挺像农民的。农民有固定的周期，春天播种，播种完了之后该浇水、除草、施肥，等到秋天才能收获。在之前，就按照时令节气做好自己该做的农活。

我现在每年的工作周期也差不多，大概是过完春节过完寒假后，3月份开始出去跑调研。大概一直要跑到7、8月份， 7、8月份就开始要写新的一本《变量》。写的时候可能还会再回去补一些素材，做一些采访，主要写书的时间是8月份9月份，到10月份书的初稿就完成了。10月份修改，修改完了之后交给出版社，给他们时间去校对、印刷，赶到每年年底，把这本书给读者。

每年的《变量》正式的发布时间是1月1日。1月份会跟读者见面，有一些新书签售。到2月份就要构思下一本书想写点啥，到3月份一个新的周期就开始了。每年就是这样，习惯了之后，我觉得也挺好，心里很踏实，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

致知100人：您在《变量》中不仅从经济学专业出发创作，还用到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内容。您为什么会考虑采用多学科视角进行创作？

何帆：尽管我是学经济学，但我觉得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只从经济学没有办法完全解读出来，其他社会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国际政治学都会给我们很大启发。

我一开始写的时候，也有朋友建议写成一个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但我不想写成那样，如果写成一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报告，就很简单，因为有很多统计数字，经济学家最擅长的就是跟数字打交道。拿到数据后做分析，大概就能够像模像样地写一个宏观报告。但是你看到了那个数字，不代表着你看到了背后真实的人和故事。所以我希望我去到现场，看到之后去讲他们的故事。我可能会用经济学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学等其他学科角度帮你解释他做的事情，放在中国经济大的趋势里头有什么意义。讲别人的故事，对每一个读者来讲会有自己的收获。

我就是想弄明白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如果有现成的经济学理论能够帮我看明白，那我就去经济学里面去寻找，但如果现有的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不了，那我可能会去找历史学、社会学、生物进化学……去找找它背后的逻辑。

致知100人：您是如何从众多的变量中发现这些核心变量的？

何帆：观察中国经济就像观察一棵树。如果你只是去看一棵树，你会觉得好像没变化，可是树是有生命的，当你观察这个树的叶子变黄，或者是它发了一个新的嫩芽，这就是小趋势。你关心的不是那一片树叶，也不是关心那个嫩芽。你其实是希望从这些小的趋势，去推断中国经济这颗大树的生命力还在不在，健康不健康。

这个方法论就是从这颗大树出发，寻找新的嫩芽，再从新的嫩芽回到大树，如此循环往复，你可能对中国经济的了解就更多了。小趋势就像嫩芽一样。但小趋势太多了，沿着什么样的线索去找小趋势，这个线索就要顺着主干，就是我讲到的一些慢变量。

过去30年、40年中国经济的奇迹，无非就是有人口红利，大量的农民工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制造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我们从原来的农业国变成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这个过程技术也在进步，产品也在升级，也是持续了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慢变量。还比如中国出现了很多新一线城市和发展非常繁荣的县城经济，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化。

未来我们还会看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现在这些产品里，包括长安汽车，都能够看到产品的竞争力。企业的生命力来自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是一下子爆发，是一点一点从量变到质变。在这个过程中，每年都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看，比如工业化出现的小趋势。像今年我去调研发现，很多偏僻的县城里看到专精特新的工厂，能够在供应链里牢牢把住每一个环节的现代化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做得很成功。

我们每年也一直在跟踪汽车领域的科技进步。去年《变量4》里面，还讲到自动驾驶，这很可能是未来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像自动驾驶，包括新能源汽车，它会持续很长时间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每年都能看到长出的小嫩芽。

致知100人：您计划30年写30本书，为普通人书写“未来史”。您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产生了这个想法？

何帆：让我下定决心要干这件事情是因为2049。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今年开始写，最后一本书是在2049年1月1号零点零分发布，那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

在中国的历史上，你从来没有见到就这么一段特别与众不同的时代，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已经很近很近了。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们会积累很多成功经验，而且这个经验不仅对我们这代人，对下一代人也会有启发，不仅对中国有启发，可能对别的国家也会有启发。

无论我们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都需要有人把它记录下来。这30年哪怕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每天写日记，只要坚持写30年，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看起来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我觉得这是时代给我们价值，让我们能做出一些比我们自己更伟大的一件事情。

致知100人：现在世界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个人和企业如何实现长期主义？

何帆：大家现在都喜欢说长期主义，但是能下定决心的人很少。有一个幸福曲线，什么时候觉得最幸福，其实是最有自我掌控感的时候你会觉得最幸福。另外一个幸福感，就是你能够坚持做一件你认为值得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很有意义，还影响了很多人，你会觉得很满足。

越坚持长期主义，你就越有掌控感，会更淡定，事业会更开阔，因为你看得是长远。当你那么淡定、那么从容、那么有定力的时候，别人看见你就会觉得，这人靠谱，人家就会更愿意跟你去合作，你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

从企业来讲也一样，要想坚持长期主义，就得记住一个字，熬。伟大是熬出来的，退一步不一定海阔天空，但是如果你能够熬下去，那一定会海阔天空。从这个角度来讲，长期主义像跑长跑。我决定要做“30年”项目之后，开始喜欢跑马拉松。我记得长安汽车的领导王俊，也说过做企业特别像跑长跑。到最后比的就是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作为企业不是在每一次比赛的时候都要跑赢对方。重要的是总赢率，到最后能不能够做完。

过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好多企业强调“唯快不破”，降维打击。但现在经济开始有下行压力，潮水退去之后，才能看见谁没有穿游泳裤头。在中国会有一批马拉松运动员型的企业，就是特别擅长长跑的这些企业。这些企业不太在乎每一年业绩都要特别好，但是它会掌握自己的配速，不断去调整配速。有一个长远的目标，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跑。这样的企业特别容易穿越经济周期的迷雾。

很多企业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加杠杆、扩张，经济形势一不好就完蛋了。企业要有一个笃定的目标，认准一个目标，调好配速，调匀呼吸，一个脚步一个脚步，一滴汗水一滴汗水，一路跑下去，最后它们会具有一种特别强大的韧性，而这种韧性能够帮助它们战胜很多困难和挑战。

致知100人：就您的观察，今年的经济总体上呈现了什么趋势？您认为2022年关键词是什么？

何帆：今年我的建议就是卧倒。卧倒不是躺平，躺平之后啥都看不见。什么叫卧倒？你要参加过军训，你会知道匍匐前进。匍匐前进很累，要用四肢拖着身体往前。所谓的卧倒，就是当你看到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带来很多风险和挑战的时候，你就得找一个弹坑先卧倒，但是你在卧倒的时候不是在躺平，是在去观察整个战场上的形势。有机会的时候就匍匐前进，要等着发起总攻的那一天，冲锋号令响起来，做好准备第一个冲出去。

今年情况非常特殊，有各种各样不利的因素，新冠疫情出乎意料，到现在还不断有新的变种，给我们工作和生活带来特别大的压力。另外有很多全球经济中的黑天鹅事件，像俄乌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会波及到很多其它地方，整个全球经济相互联系，你都不知道它最后是哪个地方突然掉链子。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宜静不宜动，要等到所有尘埃落定，看清楚形势再去发力。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可能今年最好的就是先卧倒，在卧倒的过程中并不妨碍匍匐前进。很多中国企业都在匍匐前进，想办法能往前挪一点，就往前挪一点，很不容易。

致知100人：到2049年，中国的汽车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何帆：2049年可不敢预测，因为经济学家能预测未来一年就已经很不错了。相对来讲汽车行业的产品迭代、技术引进的速度越来越快。长远去看，汽车正在出现巨大转型，现在我们已经站在转型的门口了。为什么讲汽车很可能是未来新技术革命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我们原来熟悉的技术创新，主要是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但是互联网主要是影响到某一些行业，比如新闻行业、零售行业、娱乐行业影响比较大。但它其实并没有影响到整个生产和生活。

如果是汽车出现了这种革命性的技术突破，第一是交通方式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第二是通讯方式会有革命性变化。自动驾驶必须要5G，5G之后可能6G、7G必须得能跟得上。同时它还是能源革命，通过新能源汽车，整个能源格局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行业同时横跨了交通、通讯、能源，在所有的工业品里头，汽车是属于最复杂的，上游和下游最多。一旦这个行业出现技术性的突破，它前向，后向的联动效应会非常强大。未来整个汽车生产的平台、供应链，可能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都不一样，企业就要未雨绸缪，要先去做一些规划。

如果狂野地猜想，我觉得大概率到2049年，自动驾驶已经落地了。未来除了我们现在开汽车走的高速公路，可能还专门会有走自动驾驶货车的运输通道。那它就有一个车队技术，整个车队只需要前面有一个司机有一辆车带着整个编队就往前走了。它就跟我们传统理解的货运卡车就不一样了，陆地运输的成本就会大幅下降，物流包括生产格局和城市格局都会出现很大的变化。所以汽车很可能就像我们原来的手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买手机是为了打电话，现在买手机绝大部分时间不是用它打电话的。那我们原来买汽车就是个代步工具。未来的汽车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概念，也许它是人们要在一段时间里面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空间。等到有一天人们每天都要去车里面坐一两个小时，就会发现汽车的革命已经开始了。

致知100人：双碳目标之下，国产汽车企业要做好哪些准备？

何帆：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速度这么快，除了在汽车行业有很多技术的积淀，还跟中国对新能源的重视有关系。如果说传统汽油柴油车，我们跟欧美国家、日本的车企相比还有差距，那么新能源汽车，等于重新开了一个赛道，最核心的就是电池储能这些技术。在这方面，中国处于在技术的前沿。为什么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非常快，也是借了这股东风。

只要政策的方向是对的，能够善于利用市场竞争，市场和政府互相之间有合作关系，最后大浪淘沙出来的一定是竞争力最强的企业。这是一个中国汽车行业、汽车企业能够借东风实现鲤鱼跳龙门式的跨越机会。

致知100人：中国的汽车销售量目前占居全球第一，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势头会持续下去吗？

何帆：首先是中国人口很多，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消费就会上一个台阶，汽车就变成家庭的必需品。中国在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的方面跟美国一样是走在最前面的，而且未来技术迭代的速度会更快。中国又能造车又能修路，基础设施的能力非常强大，这可能就是中国汽车行业弯道超车的机会。

未来中国出口品里，汽车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不仅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国汽车的品牌会出来。有点像原来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初期，也是先做服装仿制品，然后小家电，最后到了造船钢铁，再到汽车。那中国的工业化包括制造业的出海很可能会走同样的道路。比如最近小家电的出口特别火爆，因为疫情期间，大家在家突然发现要购置点东西就开始买小家电，中国有很多小家电的品牌就开始打出去了。

我们的国产汽车品牌要想打到国际市场上，尤其要占领欧美的市场，它走的路会更长，但是它一定是朝着方向前进的。中国成本优势大，技术的积累越来越多，技术赶超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过去大家说中国的车不好看，但是中国很快就会发生一场颜值革命。中国的消费者对审美的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出现质的飞跃，以后谁的产品不好看，颜值不高，他都不会买的。

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我们大概率可以判断，中国汽车出口和国产品牌变成国际品牌的时代已经开始到来了。

致知100人：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汽车作为智能科技应用的集大成者，应该如何保证产业链的安全？

何帆：全球产业链正在出现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会使得全球化可能会跟原来不一样。原来全球化就是哪里便宜就在哪里生产，它是大规模量产。未来供给和需求两方都会出现变化，对供应链带来影响。

从供给来说，过去是效率至上，现在已经从效率至上原则变成了效率和安全并重的原则。过去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去寻找供应商，但现在万一别人卡你脖子你就断供了。所以华为提出一个词，叫“备胎”。现在中国很多企业都在想这件事，除了有第一个供应商，还得有个备胎。在这个过程中给很多原来专心做自主研发的中国企业提供了机会。

从需求来看，未来会出现一个变化，年轻一代不喜欢跟上一代人用一样的东西，年轻人追求个性，追求表达，需求是多元化的。那这时候，谁离最终用户最近，供应链就是最安全的。未来会出现定制化生产等各种各样的多元化需求，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也会对企业供应链在全球的布局带来影响，企业就得想办法要进到那个市场贴着最终的消费者，构建自己的动力。

致知100人：近几年，我国自主汽车品牌崛起迅速。我国自主汽车品牌如何更好地走向全球市场？

何帆：这是大势所趋，未来中国会出现很多真正的全球企业，尽管现在全球化正在退潮，但不妨碍中国企业进一步出海。

由于中国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便宜，如果我们又能做到更好的满足当地用户的需求，根据当地的市场情况，设计开发产品，我们的竞争力就会提高。另外就是研发，未来会看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跟国际上合作。

那些先进的技术如果想要生根发芽，可能来中国是最好的。我把这叫做市场引致型的技术创新，也就是一开始那个革命型的技术创新不是你想出来的，就像高铁一开始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但架不住中国的市场很大，想把这个技术能够落地成熟，那最好的就是来中国。我们积累的就是工程技术优势，市场的潜能再加上五湖四海的人才，那才是中国企业能够具有全球品牌，打造成跨国公司的核心基础。

很多企业其实已经在做了，像长安汽车从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去了，沿着一带一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产品都卖得挺好。另外因为风险因素提高了，企业会考虑在海外多建几个实验室，还有生产基地，在当地去生产。很多人说好多投资离开了中国，到越南，到印度去了，会替代中国。不会的，很多中国企业在供应链里是占优势的。它是把更适合到国外生产的一些环节，在国外去做。这样的对外投资会进一步巩固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所以一个行业搬出去和一个工厂搬出去，看起来都是在搬出去，但背后的故事非常不一样。

致知100人：我们如何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占据相对主动的地位？企业家应该重点关注什么？

何帆：企业到全球市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是非要先到国际市场上，企业才能够做得好。很多中国成功企业的打法，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同时在考虑。比如它原来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低端会在国内。在国内，它先在一些三四线、五线城市发展。因为那里收入水平相对低，要买比较便宜的产品。这时，它就可以同时打到非洲或者南亚一些国家。当它产品质量提升之后，可以到一些地级市，省会城市。打到这个层次，它在国外就可以对标东南亚或者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等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市场打开，那大概率也要考虑要不要到欧美国家的市场去。所以中国企业的真正优势是先把国内市场做好，两翼齐飞，国内和国际都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根据地还是国内市场，如果能在中国这么激烈的国内市场上脱颖而出，那到国外很多市场上是降维打击。

企业可能需要更多了解当地市场的情况，比如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像地缘政治、当地的文化等等。这可能是过去很多企业出海的时候比较忽视的。

如果提一点建议，还是企业要有担当和格局。尽管有很多不确定性，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型确定性的年代。这个确定性来自于你知道政府现在希望要干啥，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国强民富。

中国企业除了把企业做好，企业发展的方向如果和国强和民富结合起来，发展的前景一定会很广阔。因为用户和老百姓，政府都会很支持你。这时候，你就会立于一个不败之地。每一个企业都要想清楚我做的事情跟国强有什么关系，跟民富有什么关系。只要找到终极的目标，有什么坎就过什么坎。

做企业肯定会非常难，尤其是在2022年做企业肯定会非常难。但是我想包括长安汽车在内的很多中国企业，很可能有一天回过头来会感谢2022年，会意识到之所以自己没有被打垮，之所以自己有那么强的韧性，抗风险的能力那么强大，竞争力那么强大，它是被逼出来的。没有2022年这些挑战，你很难会被逼成一个伟大的企业。

致知100人：从企业组织的变革角度来看，为了应对新的产业趋势和转变的需要，应该如何调整？

何帆：我在《变量4》里讲到了一个策略叫“腾挪”。这个“腾挪”就是为很多在中国的企业量身定做的生存策略，竞争策略。所谓“腾挪”就是围棋中的一个术语。在棋盘里，有一个局部的棋盘处在一个劣势，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高明的棋手，他会跳出这个棋局，在另外一个地方放一个棋子，当他放这个棋子的时候很可能已经想清楚了，这个棋最后会被腾出去，会被人家吃掉。

但是我之所以要在这里放，就是把死棋做成活棋，把现在的棋跟我原来的根据地连接起来。其实本土品牌也要找这种腾挪的策略。第一，要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破局点，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别人有别人的打法，你得有你的打法。如果跟着人家后面，可能有一天会跟它学得很像，但你很难去超过它。

所以每一个在中国市场上的企业，都要去想一想自己的打法。不一定要去学别人，也不一定要每一次都能够打赢，关键是要保存我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用一种迂回的方式。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产业基础、市场基础，那假以时日迂回前进，最后把自己的品牌做成国际品牌的机会是很多的。这个成功一定是有中国特点的，别人成功的经验对中国企业来讲肯定不是最优的选择。

致知100人：通过今天的对谈，我们深刻感受到何帆老师的学术和人格魅力——脚踩大地，心有情怀。在激荡的时代浪潮中，何帆老师既是观察者、讲述者，也是亲历者、推动者。就如同长安汽车，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以永不止步，超越自我的精神理念，打造自主技术实力和战略能力，造福人类生活，践行使命，逐光向前。

再次感谢何帆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搜狐财经致知100人，与你同行，有你有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