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担搁的2020届高考生，没有一个人不慌

本文首发于Vista看天下杂志482期，原文标题《三万名武汉高三学生的突围》，王霜霜／文，沈佳音／编辑

3月7日，是武汉封城的第45天，距离高考还有92天。

这天上午9点，武汉高三学生齐澜拿起笔开始考试，这场考的是语文。考场只有她一个人，考点位于武汉软件学院——新冠肺炎患者隔离观察点。元宵节的前一天，齐澜检查出感染了新冠肺炎，被送入方舱医院治疗，出院后，被送到这里隔离观察。试卷提前10分钟传到了网上，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帮她打印了出来。

开考一个半小时，齐澜收到通知，让她下楼排队检查身体。她从六楼跑到一楼，等她再爬上来时，考试时间只剩下20分钟了。她作文没写就交卷了。那天的作文题是关于新冠肺炎的。

20多公里外，诚子也在家中开始答卷。她的椅子背后就是一张床，妈妈坐在床上，担任监考老师。这大概是诚子经历过的考风最严的一次考试，“直接给我盯失忆了”，诚子吐槽，但妈妈却对这个差事表现得很积极，因为她好久没上班了，呆在家里“快发霉了”。

这是武汉市举行的一次全市的高三网上模拟考，3万余名考生参加了这次考试。按照惯例，每年二月，武汉都会统一进行高三年级的“二月调考”。“二月调考”对高三学生有较强的参照意义，是对考生前一阶段复习的重要检测。由于疫情，今年的“二月调考”一再延迟，直到3月才在网上举行。此前，武汉的高三学生都居家复习，上网课，考试也全凭自助。

暂住住在武汉江夏区的韩松也是一名高三学生，但她没有参加这次考试，因为她是湖北黄石人，不是武汉人。

她是一名美术生，年前来武汉的一家画室集训，封城后，独自被困在城中。2月2日凌晨，她接到爸爸发来的微信，外公去世了，是胃癌。她大哭了一场，发了条微博：“一个人在外面，很落寞，痛苦的心情没有人能够理解。”

在方舱备考

齐澜和妈妈平时租房住在学校附近，1月19日放寒假，她搬到了外公、外婆家里，打算陪两位老人过春节。没几天，外公突发高烧，外婆还以为外公是伤风感冒。拖了几天，烧还是没退。外婆慌了，带外公去医院检查。第二天，结果出来了——核酸检查为阳性，外公确认感染了新冠肺炎。

家里进行了紧急消毒，用纯粮食酒、滴露消毒液擦拭每一个角落。本来，齐澜和外婆住在一个房间，但怕齐澜被感染，外婆搬去和外公住一屋，让齐澜自己住一屋。家里实行分餐制，外婆让齐澜没事不要走出自己的房门。过了几天，外婆也出现了腰疼、头晕、没力气、发烧的症状，一检查也感染了新冠肺炎。齐澜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但妈妈还是建议她检查一下，结果，她也被传染了。

2月18日晚，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患者们吃过晚饭后，或收看着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或在护士的带领下跳起广场舞，或躺在床上刷着手机，在583号病床边，一位女孩则坐在小书桌旁，边看平板电脑，边在笔记本上书写着英文单词，一旁的桌面上摆满了备战高考的书籍资料。（长江日报社陈卓供图）

2月7日，齐澜带着一箱书、两身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坐上了一辆专用的公交车。临走时，外婆交代她，一个人住要注意一点，避免交叉感染，碰到什么事情，要稍微忍耐一些。对于未知的生活，本来她有点恐惧，但坐上车，反而心安了一些。她特意数了数，车上共有20个人。

次日凌晨两点，齐澜到达了东西湖方舱医院。那天是元宵节。她正式开始在方舱学习。她把床旁边的桌子横过来，坐在床上，趴在桌子上上网课。除了必要的治疗，她的学习时间还是和班上的同学保持一致。

方舱有时候比较吵，齐澜上网课时，经常听到有人跳广场舞、组织一些活动。她只好戴着蓝牙耳机，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网课上。她一直在寻找一台打印机，自从上网课后，老师都会把学习资料、布置的作业发到网上。对着屏幕写作业，不能在纸上勾画，让齐澜很不能适应。但她找遍了方舱的打印机，发现它们都没有联网。

网上上课是突然通知的。

诚子的学校1月20日放寒假，她们原计划是放一周多一点，但1月29日，学校突然通知2月1日开始网上上课，这让她和同学们都很慌，因为书都落在了学校里。

放假前，诚子只带了老师布置的作业和一本地理课本回家。虽然学校把一些资料和两个笔记本寄给了诚子，但诚子还是觉得不够用，“如果允许，我很想把自己的整张桌子搬回来”。一些同学还在讨论能不能翻墙，去学校拿书。诚子的双眼近视，一个300多度，一个400多度，每天盯着屏幕，眼睛感觉都要爆炸了。尤其是考试时，诚子觉得用电脑看试卷，她就是一个“漏斗”，一边看一边忘。

爸妈本来想在京东上给她买一台打印机，但是找的商家不是缺货，就是不送货。最后，还是爸爸骑着电瓶车去单位拿了一台。

“家长削尖脑袋都要弄一台打印机”，武汉市民王国军说，他儿子是湖北省武汉实验中学的高三学生，这是一所省重点高中。封城后，王国军托朋友才搞到一台打印机。另一位武汉市民涂姐的女儿是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学生，她下单比较早，2月4日就在网上买了一台打印机，一周左右收到了货。

2月18日晚，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护士正在给坚持学习的高考女孩黄玉婷测量体温和血氧。（长江日报社陈卓供图）

3月9日，齐澜离开隔离点，回到家中。她想在网上买一台打印机，但一查要1000多块，就放弃了，因为妈妈有段时间没有经济来源了。她决定手抄，扛过这段时间。

韩松也没有打印机，她只能把老师的ppt都抄下来。抄笔记时，她尽量用碳笔，而不用中性笔，因为画室不缺碳笔，而中性笔如今却很紧缺。她也没有电脑，只能用手机学习。但手机的内存只有32G，经常听着听着课，就卡屏了。她的地理不好，最近一直想买一本地理资料，但问了好多家，对方都回复“不发武汉”。

从封城之后，韩松就觉得很压抑。为了复习，她今年春节原本就打算和一个同学一起在武汉过年。但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上午，这位同学却被她爸爸开车接走了。韩松特别难受，也很想回家，可当时她已经来不及离开了。本来四个人的寝室，只剩下她一个。

大年三十，画室食堂的大屏幕正在放电影《传染病》，她打了一份饭，一边看，一边吃。虽然没人陪，但听见声音，让她不那么害怕。

“不要以为有疫情，高考就不会来”

“今天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不记得了。”诚子回答。

在家里复习后，她开始对高考的时间变得不再敏感。这在一个多月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教室黑板旁就有一个小板，上面写着高考倒计时。墙上拉着两短一长三条条幅。条幅还是作为英语课代表的诚子亲手拉的，但现在她已经记不起上面的内容了。

一进教室，就能看到一张很大的成绩表，上面公布着每次月考班级前五名的成绩。这次谁在上面，谁滑下去了，一目了然。在这种氛围下，人不能不紧张。但回到家，这根弦却松了。

刚推迟开学时，不少人还挺开心。武钢三中的高三老师尹璐清楚地记得，放假时，她还看到一个学生发了一条朋友圈，说愿意“牺牲”自己的大长腿，来换学校晚一点开学。

原本以为过几天就会开学，没想到假期越拖越长。从1月21日放假以来，王学之再没出过门了，他是武汉一所市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他记得很清楚，1月21日，晚自习是历史课，全校的老师都被叫去开会了，回来后，就通知临时放假。大家都很激动，根本无心上课。放学后，一个同学递给王学之几个口罩，他们一起戴着回家，路上还讨论这次疫情有多严重。

一转眼，这么多天过去了。刚开网课一周多，王学之觉得自己有点学不动了。在用钉钉上课之前，他们曾用过一段时间的微信。历史老师50多岁，很敬业，每次都会用很长的语音方阵。“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很焦虑，每天都在跟朋友哭诉，“什么时候能够出门？”

他过了一段很放纵自我的生活，每天中午12点钟起，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疯狂地打电脑游戏，这可以让他脱离现实一段时间。有时候，她晚上打游戏比较激动，喊叫的声音比较大。爸妈过来提醒他“声音小一点，别让邻居投诉了”。

19岁的新冠肺炎患者付巧在武昌方舱医院留言墙上画的一幅画。画的名字叫“梦开始的教室”。（新华社图）

尹璐发现在倒计时一百零几天时，大家的状态都不是很好，效率变低了不少。有的学生在学校时，四五十分钟可以完成一篇作业，但是在家里，一个多小时才能写完。“学生之间很喜欢聊天，现在做作业又需要手机、电脑，所以更容易受到诱惑。”尹璐说。

诚子感觉以前上课特别有实感，一节课上完之后，能感觉到自己脑子里留下了东西。现在，上网课，注意力不太好集中，看着看着电脑，眼神就会飘。文科有很多知识点需要背，但她总觉得在家里读书好尴尬，很难张开嘴。“武汉什么时候才能开学啊，高三学生真的心很慌”，3月1日，诚子发了一条微博，里面配了9个“失望”的表情，此时离高考还有98天。

高考倒计时100天之后，“慌”的情绪在高三学生中蔓延。“不要以为有疫情，高考就不会来”，每次上课前五分钟点名时，诚子的班主任都会这样提醒学生们。诚子的桌子上，立了几张她喜欢的音乐剧演员高杨的卡片，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高三啦”，每当她懈怠了，她就抬头看看，给自己紧紧这根弦。

齐澜的朋友圈封面上写着“华中师范大学”，这是她高考倒计时100天那天换上的。每当她想刷朋友圈，找人聊天时，这张图就提醒她“别刷了”。

韩松现在觉得压力非常大。她想考湖北美术学院，这个学校本应在2月22日就结束专业考试，但由于疫情，学校的考试时间还待定。本来，她可以一心只准备文化课，如今却不得不两手抓。韩松是理转文过来的，文综基础本来就薄弱。

尹璐的学校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百日誓师”，每科老师给学生们讲几句话，她告诉同学们“没有绝望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尹璐觉得学生现在很需要鼓励的话，特别是女生比较多的班级。“可能是社会各方面的因素，使得女生自我要求比较高。因为这种高要求，反而容易产生一些挫败感，不够自信。男生在我们看来，有时有点傻乎乎的，反而很容易自信，高看自己，觉得自己状态特别好，特别牛。”他们学校现在会弄一些科目测试，很多女孩连续考得不好，觉得很崩溃。

尹璐认为，平时自觉性比较强的人，高考中，可能能够脱颖而出；以前靠那种压迫式学习的人，很有可能最后的表现与预期会相差甚远。学校对每个班都有升学的指标，班主任会把指标的压力分摊到任课老师头上。

尹璐现在很担心学生们的成绩，升学压力还是其次，主要是结果不好，自己心里也觉得愧对学生，包括产生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能力有限？”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王国军儿子的学校邀请家长来担当“网管”，一起进入上课群，看哪个学生没来上课，谁中途掉线了，及时地和班主任沟通。在家里上学，学校想发动家长来监督孩子的学习。

刚上网课时，王国军会到儿子房间里，看看他的学习情况，“基本上是在上课，偶尔也有开小差的时候”。他看到后，就会稍微提醒一下。过几天，他再去儿子房间时，发现门已经被反锁了，“不让我们看了”。

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对立情绪，在这段时间更加凸显。晚自习时，除了老师讲解以外，学校要求学生把手机和电脑都交给家长，但这个事情在王国军家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控制自己，实际上控制不了”，但在这个节点，王国军不愿意激化矛盾，怕儿子“撂挑子不干了”。

2月29日，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治愈出院患者隔离点内，一名治愈出院患者在隔离点上网课。（中新社图）

王国军1996年来到武汉上大学，毕业后留在这里成家立业。他和妻子都是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因此很看重高考对人生的影响，“高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一生”。之前，他觉得儿子好好学，还是很有希望冲一个“985”高校的，“但是现在疫情耽误这么长时间……”他没再往下说。

王学之的房门也一直是反锁的，他很希望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吃饭时，爸妈会来敲门喊他。他动都不动，只隔空应一声“别叫了，我想吃就出来”。“吃饭”，爸妈的敲门声又传来。“不想吃”，他大声喊，爸妈还是会继续喊。“他们像听不懂我说话”，他感到很烦。

自从封城之后，他的父母也一直没工作。在王学之看来，他们每天就是在做饭，一天做五六顿。空下来，王学之也会走出屋，和他们聊天，但说着说着，他就会情绪激动。父母经常会把自己在教育新闻上看到的一些学习方法传输给他，他很不爱听。

王学之家所在的社区有人感染后，每天都能听到大喇叭用武汉话喊，“非防疫工作人员或者就医不得外出，遛狗的、想跑步的、闲逛的，都蹲在家里别出门”。

玩游戏时，王学之很快乐，但他觉得这只能让他暂时麻痹。在家里这么久，他觉得最开心的一天，就是大家一起喊“武汉加油”的那天。他没开窗，但连马路对面小区的声音，都能听得很清楚，他觉得武汉人挺会苦中作乐。他很想念学校附近早餐店里的豆皮、汤粉、牛肉面、牛肉粉、油条……他已经很久没正经“过早”。

打了10多天游戏，距离高考还有100天时，王学之翻了一位已经考入中国传媒大学的朋友的社交动态，突然清醒了一下，“万一把成绩玩没了怎么办？”

他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又感到时间好紧张。寒假前的最后一次月考，王学之考了570分，班级排名第一，年级第二。他在打游戏的群里，发了一句“兄弟们，我要学习了”。王学之的数学不好，他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8点开始做数学题，做一整天。他执行自己的复习计划，偶尔会去围观下网课。

3月9日之后，全市模拟考的成绩陆续出来了。王学之因为晚上失眠，睡觉睡过头，错过了语文考试。有一天半夜11点多，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想考600分”。过了几天，他又发了一条“焦虑发愁”，后面加了5个“啊”。

齐澜因为做CT和核酸检查，没有完整地完成语文、数学、文综的考试，这次的总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但她觉得分数并不是那么重要，“我主要是想通过这次考试找一些问题”。她调整了新的复习计划，日后，有针对性地对各学科薄弱的地方进行知识巩固，“短时间内实在没办法有很大提升的地方只能选择放弃，我只需要得到我该得到的分就够了，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2018年起，湖北省采用“3+2+1”的选科模式，高中不再文理分科。2021年便是“新高考”第一年，这意味着，今年的考生成绩不理想，明年也很难再复读。

人生第一次大考

感染后，齐澜只把消息告诉了班主任，其他老师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她在方舱上网课的视频，被一位警察拍了，传到了网上，大家才都知道。班主任告诉她，很多老师听说后，都哭了，觉得她特别坚强，每天看她照常交作业、上网课的样子，一点都看不出她生病了。

并不是没有情绪崩溃的时刻。

最初，只有外公感染时，外婆每天都陪着外公去医院打针。晚上9点出门，第二天早上回来。每天晚上，一听到开门的声音，齐澜就知道家里又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很害怕，但心里觉得还有外婆这个倚靠。后来，连外婆也确诊后，她整个人就有点绷不住了。

一天晚上，外公外婆都去打针后，她给妈妈打电话大哭。她觉得自己特别没用，两个老人都生病了，自己却帮不上什么忙。外婆怕她感染，不让她动手。看着外婆强撑着去洗碗、做饭，她就特别心疼。

进方舱的第五天，齐澜又哭了一次。当时她的核酸检测结果依然是阳性，妈妈又打电话过来说，外公外婆还没找到医院，病情还恶化了，再加上学习上的事情，一桩桩堆在一起，她整个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偷偷跑到图书角，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一个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向齐澜走了过来，他的防护服上面写着“警察”：“怎么了？”齐澜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哭，说“自己想静一下”，让这位警察离开。但对方并没有走，而是搬了一个板凳坐在了她身旁。

事后，齐澜才知道，方舱的工作人员是要跟确诊患者保持一定距离的。但这个警察一直劝她，说：“别怕，有我在，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我一直都在。”这句话让齐澜感受到特别强大的安全感，她像泄了阀一样，把压在心里的烦闷都说了出来。倾诉完之后，她觉得自己舒服了一点。

韩松也哭过一次。2月2日凌晨，她接到爸爸发来的微信说，外公去世了。她立刻发了视频过去，接通后，不说话，爸爸只听到她的哭声。韩松无人倾诉，发了一条QQ空间。有很多人点赞，这让她心烦。她把说说删了，改发了一条微博。微博没有人认识她，她可以痛快发泄。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些安慰。在诚子书桌的小角落里，一堆辅导资料后面，有一排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小说。她害怕自己忍不住看，故意藏在了最里面。但每次学习累的时候，她会让自己看一个小时。这是她在压抑、紧张的高三生活中，为自己保留的一片小天地。

到了高三，一切都要为高考让步。在诚子的班上，每个人座位上都有一面小镜子，包括男生。在学校时，第二节课下课后要跑操了，女生们先拿出口红偷偷涂一下，再走出教室时，每个人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真漂亮。

前几天，诚子和姐妹一起在网上抢了一个眼影盘，物流不发武汉，她填了一个广东朋友的地址，等解禁后，这位朋友回武汉时就可以把眼影盘捎给她。可到底什么时候用上？诚子心里也没谱。

涂姐觉得比起他们70后，现在的孩子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环境可能还要比我们还要艰难一些”。

涂姐的女儿一直想学生物专业，以后做基因检测研究方面的工作。高二时，外婆得了癌症，涂姐的女儿就产生了日后从事生命科学相关工作的想法。

本来，涂姐觉得女孩子做这个太辛苦，并不是太希望女儿往这个方向走，但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她更加坚定地要支持女儿。“在不确定性很多的情况下，还是让孩子做一些她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可能更有利于她成长，有利于她有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未知的将来。”

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愿望，齐澜想成为一名老师，因为老师和医生一样，都可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她也想当别人人生中的指路人；韩松想学动漫设计或者视觉传达，平时可以接些小稿，过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实现这些理想的第一步就是眼前的高考。

3月9日，齐澜回到了外公外婆家，但家中只有她一个人——在她进方舱几天后，外公外婆终于找到了医院，目前仍在接受治疗，她也依然不敢让妈妈过来，害怕传染给妈妈。她独自在这里准备迎接人生的第一次大考。（齐澜、韩松、尹璐为化名，实习生王李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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