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中国正以一种西方不喜欢的方式改变世界

论坛前夕，《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接受栏目独家专访。沃尔夫是大英帝国勋爵位勋章(CBE)获得者，还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客座研究员、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和牛津经济政策研究院(Oxonia)院士。

沃尔夫长期关注中国。专访中，他以西方视角评价了中国对全球经贸格局的影响，也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恳切的建议。

几天后，沃尔夫将莅临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与其他参会代表共话“世界经济的危与机”。

中国带来了深刻的改变

CDF: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你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有什么影响?

沃尔夫：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主要是因为它庞大的贸易规模和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入。

它导致了全球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比较优势结构、竞争力、贸易平衡......这些都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制造业在全球布局的地点。

随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这也不可避免地使所有与中国进行贸易经济体从结构上发生了变化。

25年前，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地位无足轻重，但现在中国的重要性已经很明确。

CDF：如果把关注点放到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上呢？

沃尔夫：要是先关注贸易的话，我想说，中国对全球贸易体系的直接影响——也就是对世贸组织的运作方式及其机制的影响——并不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加入WTO之前，WTO上一轮的乌拉圭回合已经结束。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项重要的协议，但当时这并不是革命性的。与那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普遍预期相比，中国入世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猜想空间。

遗憾的是，从那以后世界贸易组织再也没有完成一轮完整的谈判回合。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受到不断增加的压力，其中很多来自美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经济压力的反应，正如现在本届美国政府感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压力一样。

今天，中国间接对世界贸易组织产生影响，实质上中国的加入使得世贸组织的一些成员国——主要是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包括欧洲和日本——质疑世界贸易组织的价值，特别是它作为对付中国的手段的价值。

CDF：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影响呢？

沃尔夫：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通过汇率政策和外汇储备积累的政策间接影响了国际货币市场。

毫无疑问，世界货币体系中正在发生的的事件中存在中国的影响因素，比如巨大经常性账户盈余，外汇储备积累，汇率政策——所有这些实际上就是如何迎接一个新兴超级大国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问题。

我想总结一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不仅仅是因为其贸易增长、竞争力和比较优势，还因为它给现有的全球体制和全球经济领域布局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沃尔夫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西方已习惯了主导世界

CDF：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制造业活动地域的改变，还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改变，中国的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

沃尔夫：我认为答案并不统一，取决于你是谁，且答案也随着时间而变化。

最初的观点是，中国提供大量廉价优质商品、额外的竞争和增长，所以普遍共识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在最近一些年——大概过去十五年左右——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影响感到担忧，这些担忧有很多种：担心某些经济部门工作机会流失，担心中国支付盈余的影响，以及我已经提到的汇率政策，中国技术竞争的影响，技术升级，怀疑或相信中国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以及中国违反知识产权规则.....

我认为，现在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差异很大，但更多西方人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威胁，这与他们15或20年前的想法是不同的。

CDF：您谈到了西方对中国印象缓慢渐变的过程，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过去这一两年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对中国的态度变化，这一两年间发生了什么？

沃尔夫：中国崛起带来的变化本是在“政治雷达”的勘测范围之外的。特朗普先生之所以当选，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危机感——我不想夸大中国崛起在这其中的作用。

但毫无疑问，特朗普先生助长了美国日益增长的焦虑，尤其是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竞争压力的焦虑。

很多人都有这种焦虑，不仅仅是那些认为自己受到中国出口影响而失业的工人，我认为这也是美国精英界普遍的焦虑，包括商业精英、知识分子、政策精英等，而且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些人都开始认为中国是所谓“战略竞争者”。

他们认为中国是美国在安全上的主要对手，认为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超过美国，不仅是规模上的超越，也是技术上的超越。

然而，有必要指出，在西方以及美国，不同群体对中国持有不同观点，表达方式也不同。

一些美国人，尤其是安全领域的人，认为美国依赖中国产品会带来安全风险。但是美国企业对此并不太担心，事实上他们非常乐意与中国进行生产合作。他们担心的是与中国企业的竞争并不公平。

当然，还有另一个相关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具体的，但也很有启发性，那就是中国是否应继续被视为发展中国家。

目前正在出现一长串令人担忧的问题，比如你之前提到的气候变化问题。尽管不同人对这些问题担忧的程度不同，但归根到底他们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引起混乱的因素，中国正在以一种西方人不喜欢的方式改变世界，而且带来改变更多是因为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而不是因为中国做了什么事。

从最简单的层面上说，西方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主导世界，他们就是不喜欢任何其他有发言权的人。这是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观点。

中美都需做出的调整

CDF：您建议中国如何更好地表达自己？或者让我先问一个问题，您认为沟通不畅或误解是否是导致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原因——至少是部分原因?

沃尔夫：我认为沟通始终是一个因素。现在有一种想法认为中国是说一套做一套，认为中国的言论和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鸿沟。

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这不只是沟通本身的问题，还涉及沟通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出现这种问题时，我认为通常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沟通。问题在于要让人们了解中国的现实，让他们非常明确的知道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这并不容易。

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美双方的不信任。

不信任是人类的一种很正常的情感。两个国家之间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文化。

当国家开始互动时，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相对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现在的情况正是这样），不信任和猜疑都是不可避免的，纵观整个人类历史都是这样。

你（中国）不必对此感到惊讶，我（西方）对此也并不惊讶。它（不信任）会继续下去，它不会消失。

要处理这种不信任，西方不得不改变，必须接受中国在崛起的现实，必须接受自己的权力在向中国转移的事实。而中国也必须接受自己不会被视为“一个普通国家”。

它太重要了，所以人们会向中国提出要求，并对中国施压，因为美国人和西方人不想承认中国现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不想承认中国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

对我认为双方都需要作出巨大调整，但我不认为这只是沟通问题，它是更深层的问题。

CDF：您对于这种调整持乐观态度吗？

沃尔夫：说实话，我有点担心。中美关系下行的速度有些超出我的预料。

美国现任总统不是一个稳定或消息灵通的人。美国政策制定得非常糟糕，我认为中国已经发现很难适应这个新的现实。当然，中国也正在经历一些非常复杂且独特的变化。

历史角度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破裂，很有可能是通过冲突，甚至是武装冲突来完成的。我非常担心中西方的相互对峙，这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糟糕。

我认为，我们应该往好的方向做出努力，以成熟的方式来处理不信任，这样中国才能找到找到自己在世界上合适的位置，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能得到妥善地处理。

总会有摩擦、总会有困难，但我认为，我们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维护开放体系意义重大

CDF：您认为两国之间政治体制的差异会是处理两国关系过程中的难题吗?

沃尔夫：老实说，我不确定。我认为绝不能把中国想成是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市场国家，这显然无法想象。但公平地说，中国有一定的民主。

中国仍然是一个大国，是一个权力正在转移的新兴国家。

但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的共产主义国家，从西方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与苏联共产主义在冷战中进行了斗争，现在西方就开始问自己：这是不是另一场冷战？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打一场反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冷战？

我不这么认为，大多数见多识广的的西方人都不这么认为。

但我认为也有不少西方人会这么想，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政治体制的差异可能是产生不信任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使得西方人更难认同中国正在做的事以及中国的治理方式，这让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更陌生。

CDF：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社会经济原因引起的，现在的情况很相似。现在，我们是在接近冷战，还是会有一场大家都不期待的热战?

沃尔夫：我们必须祈祷，不要发生热战，因为那可能是世界末日。核武器保持了西方和苏联之间的和平，我希望核武器可以保持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和平。

但当然，这需要双方的大量智慧和克制。我认为我们必须而且将会避免一场、甚至多场热战。

一场冷战带来的可能后果就是世界经济分化成以中国为中心和以西方为中心两部分，企业站到中国和美国两个阵营，技术流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互联网会完全碎片化，人的流动也减少。

一个中国和其他国家分割的未来，将是一个艰难的，高成本，破坏性的未来，是一个不好的未来，但它的确是一种可能。

CDF：有什么是像中国或者印度这种发展中国家应该做的呢？我们该如何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角色？

沃尔夫：这个问题很难，这世界上有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但只有两个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那就是你说的中国和印度。

这两国的人口基数大，即使人均GDP不高，他们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很久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印度的文章，我认为这些国家是未成长的超级大国，这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将成为发达国家前就成为超级大国——而在过去一两百年间，所有超级大国都是发达国家或者比较发达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印度和中国在世界中将处于很特殊的位置。中国当然更加特殊，因为它比印度领先了大概25年。

这意味着什么？

我来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不下十次，每次发言我都会重申这个观点，那就是维护一个开放合作的国际体系对中国是有益的。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上都有益。因为只有在一个开放合作的体系下，中国人才能实现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梦想。

中国要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那就是中国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积极地承担起一个超级大国的责任和担子。

中国正在成为很多领域的领先者，比如国际发展、技术转让、市场体量、货币的治理、安全、军事等。

中国需要考虑怎样才能让别的国家信任它，不仅仅是西方国家，也包括中国的邻国。

我认为如果中国尽力而为之，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繁荣的、共赢的。中国应该主动的，预先的，面向世界开放，并坦承的面对世界对它的猜疑，尽管这些猜疑并不公平。

这需要中国领导层表现出极高的勇气和大度，我认为这是他们必须做的。

（注：本文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均不代表凤凰网国际智库立场）